|
  一、竞争损害理论应用不断明晰 2008年中国《反垄断法》实施以来，经济学分析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回顾近十年来商务部反垄断局在经营者集中方面的工作，可以发现执法中已经逐渐采用国际上已通用的相关竞争损害理论，并愈加趋于“精细化”。比如，横向集中的单边效应（Unilateral Effects）和协调效应（Coordinated Effects）是经营者集中竞争损害理论的两个核心方面，在经营者集中控制制度中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粗到细”的过程。《反垄断法》法条中并没有单边效应和协调效应等具体的竞争损害理论提法；但商务部2011年颁布的《关于评估经营者集中竞争影响的暂行规定》基本上是采纳了两种效应的分析思路（第4条），虽然它只是采用了“单独排除、限制竞争”和“共同排除、限制竞争”的字眼。在商务部公开的审查决定公告中，自2013年以后开始逐渐显示出单边效应和协调效应的分析思路。比如，在2013年的百特收购金宝一案中，商务部公告中明确使用了协调效应理论。值得关注的是，在近期审查的案例（如2017年11月的日月光半导体公司收购矽品案以及同期的马士基收购汉堡南美案）中，商务部反垄断局的公告中明确表明了对集中企业“可能从事涨价等单边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的竞争关注，特别使用了集中企业在交易完成后“单方面涨价”的陈述方式。这更加凸显了单边效应理论的核心。在这之前的案例公告中经常使用的字眼是集中企业“单方”或“单独”排除、限制竞争行为。严格来讲，单方或单独排除、限制竞争行为也包括除了单边效应（包括价格和非价格方面）以外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如搭售、价格歧视、拒绝交易等）。因此，将集中企业单边涨价行为与内涵不同的单独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分离开来是经营者集中竞争效果评估非常关键的一步。在纵向集中和混合集中案件评估方面，商务部反垄断局对竞争封锁效应、买方抵消力量、以及上下游信息传递等各种因素的分析也逐渐显示出更加精细化和明晰化的趋势。 二、先进经济学工具使用已成常态 在经济分析工具方面，商务部反垄断局一直非常开放地接受和采用各种国际前沿方法（state of the art methods）。在相关市场界定方面，已采用的方法包括需求替代分析方法（包括交叉需求弹性法）、SSNIP方法、临界损失分析法、问卷调查法以及价格关联法等；在竞争效应评估方面，已采用的方法包括结构-行为回归预测法、并购模拟法、UPP测试法和GUPP测试法等。特别是2017年10月以来公布的几个案例（如半导体行业并购案、惠普收购三星案）中，商务部执法人员同时使用了多种方法，并在公告中做了明确的说明，从而更加显示商务部并购审查执法工作的专业化。可以说，商务部在经营者集中竞争效应评估中，使用国际最先进的经济分析方法已经成为常态。 三、回溯分析已具条件 商务部反垄断局在过去近十年的执法中已经累积了大量的经营者集中审查案例，已具备对以往经营者集中评估决定进行回溯性研究（Retrospective Study）的初步条件。回溯性研究是在事后观测值基础上对过往前瞻性审查决定的回顾分析，旨在检验事前评估中竞争损害理论的应用以及竞争效果幅度的预估是否符合预期。商务部可参考美国FTC 的做法，以已有的经营者集中审查数据库为基础，将历史数据与交易发生后或被禁止后观测到的市场竞争状况对接，并进行比较分析。回溯性研究不仅仅是对过往决定的分析，更重要的，它对将来的反垄断执法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四、初显对香港的溢出效应 鉴于香港竞争法中还未有涵盖所有行业的经营者集中控制制度，林平教授特别回顾了2014年被商务部反垄断局禁止的马士基、地中海和达飞三家国际航运公司的集中计划。林平教授引用初步数据说明，在香港与欧洲15个国家的81个航线中，马士基和地中海公司重叠的航线就有21条。这意味着，商务部对该集中的禁止，至少保证了这些重叠航线上两家集中企业紧密的竞争状态的延续，中国《反垄断法》在这一集中案中保护了香港国际航运市场的竞争。为从制度上保证香港消费者不受排除、限制竞争的境内或境外经营者集中的伤害，林平教授建议，香港应对其2012年建立的《竞争条例》加入涵盖所有行业的经营者集中控制制度。（撰稿：徐洪海） 声明：凡资讯来源注明为其他媒体来源的信息，均为转载自其他媒体，并不代表本网站赞同其观点，也不代表本网站对其真实性负责。您若对该文章内容有任何疑问或质疑，请立即与中国公平竞争网(www.zggpjz.com)联系，本网站将迅速给您回应并做处理。邮箱：zggpjz@163.com |
